公羊传精彩段落

　　公羊传精彩段落(精选)

　　一、君臣理论。将等级原则纳入具体政治关系之中，便涉及君臣关系问题。作者对君臣关系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叫做“大夫不敌君”。这个原则肯定了君臣之间的主属关系，限定了臣的等级身份和职权它要求臣必须遵照君主的命令行事，否则便是反叛。比如鲁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公羊传》作者虽然认为赵鞅此举是“逐君侧之恶人”，却仍然斥之曰：“此叛也”。“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作者还斩钉截铁地宣布：“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臣对君不能怀有丝毫违逆之心，否则要处以极刑。

　　二、为进一步申明君对臣的主宰地位，作者又举出了一个参照物：父命。作者师承儒家的亲亲之道，维护父家长的权威，所谓“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但是，倘若父与君不能两全，父就要让位于君。传文说：“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不以家事辟王事”，因为君命高于父命，王事重于家事。传文还说：“大夫以君命出，闻丧徐行而不反”。儒家最重孝道，尤重亲丧之礼。孔子曾因弟子宰我不遵“三年之丧”而斥其“不仁”。《公羊传》作者则认为，只要君命在身，就义无反顾。运用对比手法反衬出君主的权威高不可攀，突出了君命的绝对性

　　三、《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教科书。当时研习《公羊传》成为专门之学，致力于研习《公羊传》的学者被称为“公羊家”。他们精于阐发书中的“微言大义”，从字里行间揣摸圣人之意，为当权者提供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这一政治主张符合极力寻觅长治久安良策的汉代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受到优遇。

　　四、《公羊传》开篇伊始就举出了“大一统”的旗帜。《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作者向往着实现高度统一的君主政治，全国由一个最高主宰者—一天子进行统治，他的地位至高无上。因为“王者无外”，臣民无一不在天子的统辖范围之内。国家是天子的私有物，“王者以天下为家”，“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天子无可争辩地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和对全国土地的最高占有权，从而形成以天子为首的全国唯一最高权力中心。

　　五、确定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是实现君权一统天下的先决条件。除此而外，作者又从四个方面为“大一统”理想政治构筑了理论支柱。即：等级理论、君臣理论，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

　　六、等级理论。作者通过辨析“长”与“贵”的关系阐明他们的观点。《春秋》隐公元年，鲁惠公卒，长庶子息继承君位，是为鲁隐公。《公羊传》作者对这次权力更替的合理性表示异议，认为不如由隐公之弟桓公即位更为名正言顺。传文说：“隐长而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原来，隐公之母是“贱妾”，桓公是宋君之女所生。隐公年长，但桓公却“贵”于隐公。“长”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长幼之别以血缘关系为基线的自然等级序列，很少反映政治地位的差别。“贵”则不然。“贵”是一种政治社会现象，贵贱之分是以权力占有和分配为内在特征的政治性等级序列，表现为各种等级的政治身份。

　　七、《公羊传》作者崇贵而抑长，认为贵高于长，显然是把政治性等级序列放在第一位。“大一统”政治需要严格的等级制度相维系，君主的至上权位更需要尊卑等级作根基。因而作者把体现着君臣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作为第一位的和基本的政治原则。

　　八、等级原则在政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各种礼制仪书。《公羊传》作者坚持等级原则，必然重视维护礼制仪节，极力抨击违背或破坏礼制的行为，尤其痛恨臣下僭越。例如《春秋》隐公五年记载，鲁君“初献卞羽(佾)”。作者认为依照礼制规定，“天子八羽(佾)，诸公六，诸侯四”，鲁隐公身为诸侯而僭越三公(指周公、召公和天子之相)礼，乱了君臣之间的等级名分，所以记录在案，意在贬斥。

　　九、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泛泛地强调礼制，而是突出了两项原则。其一，礼制的形式和内容要协调一致;也就是说，礼制仪节要恰到好处地体现礼的内在精神。譬如，当时统治者都很重视祭祀之礼，所谓“国之大事在相与戎。”作者认为祭祀之礼不可过于频繁，“亟则缴，黩则不敬”。祭祀过多是对礼的亵读;也不能过少，“疏则怠，殆则忘”，也是大不敬。

　　十、礼所体现的等级原则是一般性政治原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受现实生活中权力更迭的影响。三代以降，政权交替的事实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春秋时人已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放今为庶”的慨叹。激烈的权力之争常常导致分裂，是君权一统的极大障碍。那么，怎样在承认权力变换或转移的事实基础上，有效地维护君权一统天下?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叫做“器从名，地从主人”。这里说的“器”是礼器，即鼎，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器从名”的意思是说权力与等级名分具有同一性，此二者的同一正是等级原则的体现。作者承认权力频频易手的现实，所以说“地从主人”。但是占有国土并不意味着权力本身具有合理性。传文说：“器之与人，非有即尔，„„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低而可以为其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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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关键是要使权力与等级名分沟通，“器从名”恰恰强调了等级原则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器从名、地从主人”的命题把等级原则与现实中的权力更迭分开来认识。使等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现实中的权力之争，上升为一般性政治原则。它意味着，不论谁占有最高权力，都必须把维护“器与名”放在首位，这就在理论上为君权一统天下建立起一道永恒的等级制藩篱。统治者们无论经过怎样的争夺最后总是能依照等级原则重建帝王的殿堂，回到君权一统秩序中来。等级原则成为奉行君主政治者的理论砥柱。可以想见，汉代统治者历经秦末战火洗涤，深知重建君权一统政治秩序之重要。他们在众多学术流派中偏偏看中了《公羊传》，决不是偶然的。

　　二、作者对于春秋时代君权旁落的现象痛心疾首，为防范臣的势力膨涨，至使“君若赘旒然”，他们本着“大夫不敌君”的原则，又给臣规定了种种职责和禁律。三传者有公羊

　　三、臣的职责有：一、对君主忠贞不二，坚决维护君的利益。传文作者交口称赞宋大夫孔父嘉。孔父嘉受宋穆公遗命辅佐殇公。据说他“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其君者”。传文称他“可谓义形于色矣”，是典型的忠臣。二、假如君王安全受到威胁，臣要挺身而出，代君受难。鲁国的季孙行父就曾二次作为鲁成公的替身被晋国扣押，作者认为季孙氏尽到了忠君的职责，誉之为“仁”。三、如果君主遇难而亡，臣要敢于舍生忘死，为君复仇。鲁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宋闽公。南宫万是春秋时代著名的大力土，大夫仇牧明知不敌，却仍然敢于“手剑而比之”，虽然被南宫万杀死，但精神可嘉。《公羊传》特意大书一笔：“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誉之“贤”。

　　四、臣的禁律包括：“大夫之义，不得专执也”，“不得专废置君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不与诸侯专封也”等等。这些规定都是从诸侯相对天子，或大夫相对诸侯的角度提出的。因而“大夫之义”、“诸侯之义”云云，无非是对臣的约束，其核心就是要抑制臣的权势。

　　五、总之，《公羊传》论述君臣关系，从强化君的权威和抑制臣的权势两方面入手，为维护君权威和抑制臣的权势两方面入手，为维护君权一统天下提供了一整套富有实践意义的政治原则。西汉开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长期成为当权者们日夜焦虑而碍难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公羊传》严格君臣主从关系的主张显然迎合了汉代帝王们的口味，无怪乎汉武帝要为《公羊传》设置学官，用以教化士人和民。

　　六、君统传延。所谓“君统”指的是君权顺沿严格的血缘脉系延绵不绝，父死子继，万世不竭。“一统”君权政治不只要求维护和强化君主权威，而且要求君权的延续有所保障。否则，强大的君权常常由于某个帝王生命的终结而被斩断。

　　七、《公羊传》作者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他们维护君统的主张。其一，反对卿大夫权力世袭，提出“世卿非礼也”。春秋战国时代，卿大夫是君主最直接的挑战者。他们往往经过几代人扩张权势，一俟羽翼丰满，就要与国君争权。政治思想家们就此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倡导“尚贤”以反对“世卿”就是其中之一。《公羊传》继承这一观点，提出“世卿非礼也”，就是要削弱卿大夫的势力巩固君权。

　　八、其二，主张君权世袭，提出“诸侯世”。这个命题恰恰与前一认识相对，包括二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君一体”，君权代代相延，万世一系。作者认为国家权力是不能中断的，君主是国家权力的实际执掌者，“国君以国为体”，因而君主的权位必须世代延续。保障君权世代传延最重要手段是坚持君权世袭。他们就此得出结论：“诸侯世，故国君为一体也”。另一方面，君位继承要严格血缘准则和等级原则，使君权延续具有合法性。作者痛恨篡夺君位的“乱臣贼子”，尽力袒护合法继承人。例如鲁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

　　九、公于突争夺君位，赶跑合法继承人世子忽。四年以后，世子忽在大夫祭仲帮助下夺回君位。作者对这场宫廷权力之争、坚持以血缘准则和等级原则加以褒贬，以为公子突即君位“夺正也”，世子忽复位是“复正也”。 《公羊传》作者通过对待“世卿”和“诸侯世”截然相反的态度，旗帜鲜明地为君权世袭立论;维护“君统”传延。这对于刚刚建立起统一大帝国，却已饱受地方分封势力割据作乱之苦的西汉帝王们来说，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武器。

　　十、华夷之辨。华者华夏，指的是周王室及中原地区文明程度较高的诸侯国;夷者夷狄，泛指文明较低的少数民族，包括秦、楚、吴等地处边远的诸侯国。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民族大融合时期，一些文明落后的民族和部族纷纷崛起，进入中原，史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古代民族相互交往本质上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但在形式上常常采用战争的方式。战争和异族文化的流入对于君权一统天下不无威胁。《公羊传》作者对此痛心疾首，惊呼“夷狄也，而亟病中国”，从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华夷外内之别”。传文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他们认为诸夏是夷狄的主人，华和夷是统一与被统一，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作者确立了华夏在和异族交往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在政治战略上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宗旨。

　　十一、“尊王攘夷”包含二层内容。一是要维护统一的中央王权，维护以天子为首的“一统”政治秩序。二是要维护殷周以来的华夏文明。作者认为华夏文明的核心是礼义。孔子曾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意思是夷狄之邦文明落后，虽有国君却无礼义，尚不如诸夏无君而存有礼义。《公羊传》作者遂以礼义作为评判华夷之界说凡邦狄之夷也能遵行礼义者，就当与诸夏同等对待;反之，假使诸夏背礼弃义，就要降为夷狄，称作“新夷狄”。总而言之，不论何种何族，凡能入我礼义之门者，均可纳入华夏文明系统之中。

　　十二、儒家礼义之学的基本内涵是君臣等级，伦理纲常。《公羊传》作者通过“尊王攘夷”赋予礼义某种特殊的权威，用以迫使每一个向往中原的民族就范。落后民族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是历史的规律。然而，历史规律自发地发挥作用与某种对历史的主动性认识却是不同的。《公羊传》作者注重华夏文明—一礼义对落后民族的征服作用，这种朦胧的认识一旦上升为理论，进而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必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政治和文化产生极大影响。一方面，注重文明征服作用的认识为中华民族吸收多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心理条件，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在传统文化方面则表现为某种开放性和兼容性。另一方面，“尊王攘夷”促成人们崇拜王权和民族自尊。

　　十三、人们习惯向往一个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于外来文化和异族入侵，往往易于激发起爱国主义的抗争。就保存和发展华夏文明来说，《公羊传》的“华夷之辨”具有不容抹杀的历史功绩。正如近代章太炎所说：“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而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故今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纲维是”。但是，这种认识走向极端，华夏高于夷狄的民族心理又是封建王朝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的社会基础。

　　十四、最后，就其时代价值来看，西汉时代民族矛盾长期困扰着力求长治久安的帝王们，“华夷之辨”为统治者提供了处理民族矛盾，维护君权一统天下的清世良方，当然会受到执政者的欢迎。

　　十五、总括以上分析，我们给《公羊传》的政治思想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其中，“大一统”理想政治是理论核心。以此为基点，等级理论，君臣理论、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乃是“大一统”主旨向着不同侧面的深入和展开。实质上是有关国家形式、统治阶级的权力占有和分配，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述。

　　十六、全部理论始终围绕着如何维护和巩固君权一统天下，毋庸置疑，《公羊传》政治思想的实质是以维护中央集权为基本特点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这里，我们就不难揣度为什么西汉初年“公羊学”应运而起，而《公羊传》的际遇会优于它的姐妹篇《谷梁传》和《左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