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演讲稿精选
柴静，1976年1月1日出生于山西临汾，1988年，到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读书，1995年，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1998年，到中国传媒大学学习电视编辑，并在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新青年》节目。以下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柴静演讲稿精选，给大家作为参考，欢迎阅读!
柴静演讲稿精选篇1：签售演说词
谢谢邱老，也谢谢各位亲友，还有多年来的给位读者和各位远道而来的观众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今天天寒地冻，大家远道而来，辛苦了，在看完刚刚看完那个片子之后，有很多读者曾经留言给我，问我，为什么给你说一个人给你自由你不独立你仍然是奴隶，我就想了想我写这本书之前，曾经翻了翻我大概二十岁左右时候的日记，想找点儿参考，但是看了一本儿又一本，然后发现说，这段历史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为什么，因为里头记得事儿，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实，也没有场景，也没有描写，也没有对话，通篇都是我我我，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反思跟批评，再往下看更悲惨，我原来想，那谈恋爱的事儿总该记得比较清楚吧，但是看完之后发现，当年谈过恋爱的人也记不得了，因为里面基本上只有描写，情绪和结论，比如说，看前几页的时候还在写“啊，他是上帝上老师派给我的”，再翻几页就变成了“原来他是个人渣”，就都只有结论，看的时候我就想，柴老师，您当年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不记得了，所以说，不要是说报道一个国家，就是报道自己都是意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报道所要求的准确、客观、公正、平衡，这些原则有的时候跟人性当中一些蒙昧的本能是相抵触的，人总是忍不住想要塑造自己，人想要去遮盖那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人想要对他人做出评价，人们想要说，我是正确的以及为什么我是如此正确，所以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每天就是新闻，我们记录自己的同时也在记录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的新闻史，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史，如果都以我这样的态度来报道的话，那么将来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就像看家白茫茫大雾一片，一无所见，既看不见他人也看不见自己，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的实质。当年我二十三四岁，到央视做新闻，就是带着这么一种思维模式来做的，所以那种困窘可想而知。
那时候，陈虻老骂我们。我记得有一次，他拿一个年轻记者的片子说事儿，当然那片子拍的很动人，是拍有一个中学的老师，然后把四个智障的孩子接到自己的家里来，在家里吃，在家里住，还给他们订作业本儿，做的很动情，陈虻说他很感动，但他隐隐约约觉得有点儿不对劲儿，他就把这个记者叫过来问，说“收钱么”，记者说“收”“收多少钱”说“一个人两三万吧”他算了一下，一年下来十二万，扣除掉吃喝拉撒可能还剩下的钱也高于这个老师在学校的工资。陈虻就说，在我不知道收钱之前，订作业本儿这个动作让我觉得感动，我知道了之后，这个动作在我看来叫省钱。然后他就问，谁交给你们的，啊，我要请问你们有自己的思想么，让你表达你有么，谁较给你这个的?陈虻说的很对，但是“谁教给你的”，这个问题当时我觉得他提的太像外宾了啊，然后我就想我小时候，我妈想让我受点儿文艺熏陶，也找了各种方式，比如说让我学学音乐，因为文艺是最让人去感染心灵的么，但我天资比较平庸，到现在吧，大概，小提琴我可能会拉一个曲子叫《白毛女》，二胡是跟我爸学的，会拉一个曲子《小白菜》，手风琴我也会，会拉《铁道游击队》，所以就是就这样还叫文艺女青年，所以这就是这个年代的一个文艺气氛，在这个气氛当中，你看文艺最表现的本来就应该是人，但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的人要么就是一个战斗者，要么就是一个控诉者，所以这个模式其实渗透在你的血液中，你以为你很逆反，你以为你很反对这个，但是稍不留神，心灵的惯性就会驱使你成为你最反对的人，那怎么解除它，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
那个时候，陈虻老骂我们，审个片子，他拿过开，看一遍说，你是机器人么?你就拿回去改，改完了战战兢兢再拿给他看，这次他很温和，说，嗯，你这次不是机器人了，你连人都不是，你就是个机器。但是，靠这种严苛的责骂哈，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因为你原来这个模式就像一个拐杖一样在思想上，你拄着它走了很多年很长的路，习以为常，你很安全，突然你把它撤了，你自己的腿脚没那么强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往前走，只能瘫倒在地，所以，陈虻后来也放弃我了，他就跟我说，唉，你去吧，你这个人靠语言没什么用，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他说得对，这个撞了南墙，人的脑袋在上面撞得头破血流，你才有感受，你思想的肌肉才不会那么僵化，这个有松动的时候吧，外界的东西才能够侵入你，侵入你的头脑，侵入你的心灵，击碎你的模式，摧垮你原来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在这本书中写十年来我所见到的人，因为只有人才构成了当下的我自己。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准确，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我见过4月19号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他们当天把所有的非典病人撤离，那简直是一场逃命一样的撤离，所有的被褥都扯翻在地上，然后，椅子都已经四脚朝天，就像尖叫一样，当时的急诊科主任朱进红带着我去看这个现场，他只给我看墙上有一块儿小黑板，这个黑板上写了22个名字绝大多数的后面写着“肺炎”两个字，他跟我说，其实都已经是SARS，他说病人不知情，来输液的也不知情，医生知情么?知情，可是每个人都沤在这里头，连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说，你清洁区跟污染区怎么区分啊，他就指了指这儿，“在心里区分”，我说那你靠什么防护，他说我考精神防护。人民医院后来有76位医务人员感染，有两位急诊科的医生殉职。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那种几乎是空白的木然的绝望和沉痛，是让一个年轻人理解，新闻为什么要准确。因为4月19号的时候，很多媒体还在对外界说，市民可以不带口罩上街，而我也曾经对这个信息深信不疑，我忽视过我的职责，所以我不敢在如此轻慢，因为“准确”二字事关着他人的性命。
我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后来我去采访李阳的这个家庭暴力事件，在做完这个采访提纲之后，我把本子合上，我想我应该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就在闭着眼睛的十分钟里面，我发现我感受到的不是他的感受，我唤醒的是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一个中学上学的路上，白天被一个小混混推到在街边，头磕在那个水泥沿儿上那一瞬间的感觉。我知道最让人痛快的不是身上的伤或者头上的土，那种感觉让你难受的让你对自己的憎恨，你觉得一定是我自身有什么残破之处我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所以我就带了一束花儿给他的妻子。这个女人看到这束花儿之后，后来她搬出一个家庭的相册给我看，贴满了这些年来他们家的照片，其中有一张她跟丈夫的合影旁边，贴了一支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已经很长时间了，是某一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她提醒丈夫的秘书去买回来的，就这一支花，她把那个所有的叶子都用塑料薄膜压得平平整整的，保存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干枯的花瓣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前我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我觉得，没有人我之分，它跟我一样，对自身的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共同在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
我以前也不怎么求实，因为没有受过很严格的思维训练，还是喜欢那种四两拨千斤，弄巧卖智的一种思维方法，比较华丽的水袖功夫，招人耳目。但2007年，我采访华南虎照的时候，当时在视频当中有一个细节。那时候，周正龙穿了一个大棉袄吧，在这个地里头，我跟他坐着在一块儿采访，真假难辨。当天采访完之后，我的同事在一块儿，我发现我们五个人的小组有一个很剧烈的分歧。一部分认为，照片一定是假的，还有两位同事说，一定是真的，我说为什么，然偶同事说，周正龙披个大袄，背着光坐在那个漫山遍野的麦苗当中，那简直就是个老英雄啊。他说，再说了，撒谎的人怎么敢直视镜头呢?就这个瞬间我映像特别深，我觉得，哦，原来每个人的审美、经验、直觉都完全不一样，你要光靠感慨和抒发感情，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靠事实和因果的不断梳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两手空空，只能靠一句话，拿证据来。就靠这一句话，你就可以从逻辑链条的最末端一环一环向上追溯，让它支支相扣，自相咬合。以这样笨重的气力，即使是一个小孩子，也可以从土地当中拉出深埋的庞然大物，这就是逻辑的力量，这也是求实的力量。
小的时候看电影的时候总喜欢问我妈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啊?长大之后，也很容易有一个善恶分明黑白两元的世界观。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这样很痛快，大家在看到好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再加点儿音乐，立刻就涕泪交加;看到坏人出现的时候就咬牙切齿，恨不得振臂高呼。但是，2009年，当时我在重庆，采访一个土地拍卖事件。有人向我们举报，一个叫陈坤志的人操纵土地拍卖。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几乎是得意洋洋的承认了所有的事实。他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瘦了一千多万的中介费，给别人干活，这是劳动所得，然后，临出门的时候，他跟我说，说他是公安大学毕业的，我就是要玩儿法律，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后来，这个案件在调查和审判当中，陈坤志被判处了死缓。但是我一直记得，在采访中，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这个事件当中，没有人是正义的，都别打这个旗号，都是为了利益。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一一印证了，发现他说的是对的，当年向我们举报他的人，也在诉求利益，而且也在诉求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只不过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所以在节目当中，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黑社会，每一方都写了遗书，每一方在念遗书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其实没有一个受苦的群体的群像，只有一个一个具体的人，一个一个具体的有诉求的人。陈坤志让我理解了什么是平衡，平衡就是对每一方的论述都要心存警觉，只有让这些不同的论述之间相互殴斗，彼此博弈，才能够接近事实本然的面目，也才能够保证自己不成为偏见的附庸。
在刚做记者的时候，我还有一个习惯哈，有时候采访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会问他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歉意啊，你有没有忏悔啊。有领导当时提醒过我，但我当时不以为错，我觉得，我这也是为了社会向上向好嘛。后来2009年，我采访一个电击治疗网瘾的调查，这个电疗治网瘾是设在一个医院里头，我们被允许观摩了他们整个的课程，这个课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环节，就是一声令下之后，所有的学生都集体向这位医生下跪，有抱着腿的，有搂着他的，大家都扬面大声嚎哭。我就绕着他们转了一圈儿，我看，他们大部分人脸上都是，脸上干干，泪水全无，但声音很大。后来我就采访了，他们当中的一个女孩儿，这个女孩儿坐在我面前说，点击一点儿都不疼，就像蚊子叮一下，我特别愿意留在这儿。就在我打算结束采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她脸上流下眼泪，我就问她，那你为什么痛苦呢，她说，我不痛苦，我说，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她说我没有流泪，说到这儿的时候，她的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上。她说，我愿意留在这儿。说完这句话，她脸上的这颗泪水重重的砸在她的裤子上。在采访的时候，我问这位医生，他们为什么向你下跪，他说因为他们感恩。我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胁迫或者他们是装的?他微微一笑说了一句话，能装一辈子不是也很好么?就是这个人的这句话，让我从此不敢再去问别人，你要不要表达你的歉意跟忏悔。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任何强制性的目的，哪怕是出于善的目的，也有可能导致普遍的虚伪。所以，采访才只是呈现，而不是评判;是认识，而不是改造。在这本书中，我写下的就是这十年当中，我所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撼动我头脑当中原本固有的概念，使我处在一个晃动不安的状态里面。
不过，卢安克就说过一句话说，自由本来就是站不稳的状态。其实我所说的这些概念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也是早已被印证过的道理，用了十年的路，我才慢慢的接近他们。写下他们有意义么?我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这里面好像有一种属于我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吧。即使是真理，我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犯错，不断推翻，不断重建去认识它。生命是一个体验，体验了时光才不会虚度，体验了这些感受才会属于你，你因此而创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当你创建之后，你才归属于它。所以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已经无关于职业的荣誉感，它们关乎的是这个世界当中属于人的真正地实质。不论我们走的多远，都要守护这样的实质，绝不将它拱手出让。
在二十岁的日记里面，看到了很多陈词滥调，只有一句话让我觉得还有一点意味。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主持人了，然后有一天我在日记里面写，我说身边的人在一块儿讨论，将来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很多人都说，我想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我说我的理想比这个更为高远，句号。然后，这页就完了，我还挺好奇的，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翻过来之后，小柴当年写了一句，说我想不断地完善自己。当一个人力图完善自己的时候，他将不再向外界寻求什么，也不想外界推诿什么，他将把重心放在人的内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由一个一个独立的人试图自我完善的过程当中得来。我的起点这么低，所以这个过程才会无限长，永无尽头。想到这一点，我觉得也就踏实了。
在一个月之前，我还在一个采访中把一个小孩儿又问哭了，是因为我不理解他，我不知道孩子有时候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行为去认识生活的。我当时非常沮丧，我一个人坐了半个小时，在哪儿。后来我就问陪伴了这个孩子十年的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我说我怎么总是改不了我身上的弱点呐?卢安克说，如果那么容易的话，我们还要这么漫长的人生干什么呢?所以认识到自己身上的弱点，也才能对他人和这个世界有一份宽亮。我们不需要与谁为敌，我们只需要解除，共同来解除我们身上的蒙昧，从这当中睁开眼来，看见他人，看见自己。
讲演的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和别人说过，是关于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是陆智昌老师选择和设计的，当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说我同意，但是我同意的理由，我没有告诉他们。这张照片是2006年新闻调查的同事陈威在我们在重庆开县一个叫马柳乡的地方采访的时候，他拍下来的。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村子是开县最偏僻最贫穷的村子之一，有700户人家，青壮年大多除外打工，留下的就是这些老人跟孩子。当年农民的负担很重，都很穷，所以跟政府的冲突很多，有一次冲突很强烈，结果就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政府说，那以后你们管你们自己的事务吧。然后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这个山村的路给修起来，路特别难修，曲里拐弯儿，要协调很多的关系和利益。政府想修想了五年都没有能够修成，说现在你们自己来吧。就是这个照片当中有一个老人，是这个村里的生产队长，他来负责开会协调，他说我有这么几个规矩，第一，人人都要发言;第二，不能骂人;第三，不能光说怎么不行，也得说怎么行。说完之后大家举手表决，百分之八十五都同意了，我就把这个纸摁上手印儿贴在祠堂的门口。但是贴完之后，说允许你睡完一觉起来之后又反悔，五天之内允许你反悔，你就把这个榜揭下来，再召集大家重新开一次会，担忧一个条件，你得来负责全村人误工的费用，免得你太任性，为所欲为。这张纸被揭下来过五次，每一次都重新开，最后的结果是，还尊重原来的决议。钱花出去，路修好了，没有任何人闹事儿，也没有任何人上访，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下去。所以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当年我们的那期节目叫《马柳的民主》，是说这里在实践中国基层民主做的最前卫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些老人、孩子，他们很多人都不识字儿，根本没听说过民主这两个字，所以这张照片给我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用不着，去向外来的世界去刻意的学习什么模式;我们也用不着刻意的与谁为敌，反对什么，我们只需要解开我们身上的束缚，成为独立的人，用我们最朴素的生活经验、智慧和常识，我们就能够创造和决定我们自己的生活。尽管这个生活并不完美，但是从今而后，我们将生活在我们亲手创建的生活之上。
谢谢大家，谢谢今天来现场我的亲人、朋友多年的读者和媒体的同行。最后要特别祝我的朋友，周云蓬，今天生日快乐!
柴静演讲稿精选篇2:穹顶之下
雾霾之上，穹顶之下，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大雾霾后得知怀孕：女儿健康就好。
2013年1月份北京，一个月里头25天雾霾。
那个月里头，我还去了四个地方出差：陕西、河南、江西、浙江。回头看视频里的天空，当时的中国正被卷入一场覆盖了25个省市和6亿人的大雾霾，但有我的嗓子有意向，在西安那天晚上咳得睡不着觉，我就切了一只柠檬放在枕头边上。回到北京之后，我知道我怀孕了。
听到她的心跳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对她没有任何别的期望了——健康就好。但是，她被诊断为良性肿瘤，在出生之后就要接受手术。我还没有来得及抱她一下，她就被抱走的。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后来我辞职陪伴她、照顾她，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就好、健康就好。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污染感到过害怕，去哪我都没戴过口罩。现在有生命抱在你怀里，她呼吸、她吃、她喝，都要由你来负责，你才会感到害怕。那场雾霾持续了差不多两个月(2013年底)，它让我意识到这件事情不是偶然发生，也不可能很快过去了。
这是2014年整整一年的北京，只有空气和良的时候，我才能带她出门，但是这样的天能有多少呢?污染天数175天，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有一半的时间我不得不把她像囚徒一样关在家里面。十年前那个环保局长对我说了一句话，“孝义是山西的缩影，山西是中国的缩影”。短短十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为现实。
连续40天空气影像记录显示：
天津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97天，
沈阳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52天，
成都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25天，
兰州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112天，
石家庄2014年空气污染天数264天
有的时候早上醒来我会看到女儿站在阳台前面用手拍着玻璃，用这个方式告诉我她想出去。她总有一天会问我，妈妈，为什么你要把我关起来?外面到底是什么，它会伤害我吗?这一年当中我做的所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儿来?我们怎么办?
雾霾是什么：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雾霾是什么呢?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我想看一看，我知道PM2.5就存在这当中，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大量的样本显示，有很多人比你更高，超标20倍。所有这些致癌物都附着在刚才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采样膜的表面，一种叫做黑炭的物质上，它非常小，只有0.2微米，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两克黑炭能有多大?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在中国这样的黑炭有多少呢?这是2009年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做的一个测算，那个紫得发白发亮的地方是中国，(黑炭)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在中国每年因为大气污染过早死亡的人数是50万人。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还没有出过门，但是已经得了肺炎，他们在接受雾化治疗。在2013年1月份，重雾霾期间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有二十七个城市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Edward Lagrence Avol(南加州大学医学院临床预防医学教授)：如果让他们暴露在污染中的第一天，他们受到一部分功能损伤，他们暴露的第二天，他们的损伤没有第一天那么多，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有了“适应性”，而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部分功能，损害已经发生。
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这十年来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唐孝炎院士，她给了我这条曲线，这是2004年。
11年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但是我们有PM10，她是根据当时的估算，那个时候在污染期的话，PM2.5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但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呛人的味道，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在当时更重要。1980年前后，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农业大国来说，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过去30年内，我国的肺癌死亡率上升了465%，虽然吸烟和老龄化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但细颗粒物明确的致癌风险，越来越得到重视。2012年，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随着收入增加，信息透明，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我戴着口罩逛街，我戴着口罩购物，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我用胶条把我们家门窗每个缝都给它粘上，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她冲我笑我都会感到害怕，说实话我不是多怕死，我是不想这么活。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我只好简单地告诉他，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一场私人恩怨。我要知道它从哪儿来，我要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煤炭：先让中国腾飞，再让中国“遭罪”
中国的PM2.5，60%来与燃煤和燃油，也就是化石能源的燃烧。这种燃烧的强度有多大呢?我们可以来看看，在2014年，这个数值可以代表全球化石能源的燃烧强度，可以看看中国有多亮，那个烧得发红发亮发白的地方就是我们国家。从图标来看的话，它比欧洲高出三到四倍，我们烧了这么多化石能源。而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煤和油的污染物之间可以发生大规模的化学反应。
在南威尔士被废弃的矿坑深处，埋葬着英国工业时代的心脏，它曾经驱动过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场可怕的黑色灾难。在1960年年代，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完之后，其他的国家纷纷开始减少和控制自己的煤炭用量，但当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这个已经封闭了多年和落后了多年的国家，迫切地需要一种巨大的能量能让自己起飞，它的选择是煤炭。这是它增长的曲线。
那中国这么多煤用在哪儿?2013年这36亿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3亿8千万吨烧在京津冀，而这3亿8千万吨当中，有三个亿烧在河北。
熊跃辉(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原华北督查中心主任)：有60%以上的钢铁企业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环评法甩在一边不用，就是一直通知停止审批，不管你合法的、不合法的都停止审批，真正的破罐子破摔的就是黑户，监管部门都不想去触及这一块，关的了吗?能取缔的了吗?一千万吨钢是多少人就业?10万人就业，河北的钢铁是到了什么程度?已经到了你取缔不了的程度。
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别人一百年走过的工业华的道路，所以我们煤的污染之上还要再附加油的污染。那么我们的油怎么了?我们的油大部分烧在车上，我们的车在十年之间增加了将近一个亿。北京本地的污染源当中，最大的就来自机动车。
尴尬的不止环保部门，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车多就污染吗?北京市交通委给我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东京90%以上的人在坐轨道交通，他们只有不到6%的人在开车。北京有多少呢?北京34%的人开车。北京每天高峰期的时候，六环以内，每个小时的PM2.5排放量是多少?——1吨。北京人在5公里以内开车的有多少?将近一半。
在北京每天一天凌晨的时候都会出现污染的峰值，而且是每天恒定出现，永远比当天下午有机碳的排放大概要高出两倍。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我们就去了延庆。
(随机抽查一辆车)
司机：这是国一之前的。
柴静：那就是意味着没有任何排放设施。
司机：没有，基本没有排放控制措施。
警察：绿标。
司机：国三。
柴静：是哪儿发的?河北省环保厅。
司机：买的时候他说是国三的，咱又不懂，对不对，咱只是买车的。
李昆生(北京是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大面积造假，或者说说得更严重一点，全面造假，这是行业内的秘密，90%基本配置都不在。如果有三万辆车进城，那就相当于几百万辆车在夜里还在跑。
没有任何排放设施的时候，它的排放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只这一辆车，只一项颗粒物的排放，它就是国IV车的五百倍。它的氮氧化物的排放，要占所有机动车的70%，它的一次性颗粒物的排放要占到多少呢?99%。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是，柴油车的尾气排放出来的颗粒物毒性远比一般的大。如果要问责的话，首先应该问的是造假车企的负责人吧?
十几年来，如果说这种全面造假、普遍造假都存在，而且监管部门知道的话，为什么不去处理他们呢?我们不是有法律吗?你这样的产品是可以召回的呀。但是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法律在这类车辆上用过多少次呢?一次都没有。
丁焰(环保部车辆污染研究处主任)：当然我们问过，你大气法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不直接写我们。人家说了，就是因为当时定这条的时候，很多部门反对，不能你环保管。但最后这个法就过不去，过不去最后等于就用了一个模糊的写法，就是叫有执法权的去做。
丁焰：但是实际上还是没管住啊，合格证全是真的，车型也全是真的，环保部门也发了那个绿标了，也是国四的。没有一个部门去看那个车到底是什么，只有那个车是国一的。
尴尬的不光是环保部门，车企业也挺尴尬的，那个造假的老板后来就跟我说，如果环保部能够去执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车辆的话，我保证第二天就生产真的。在延庆的时候，随机抽查了这辆柴油车，这是在北京加的柴油，已经是非常好的，全国最高的水平了，但是它的柴油测出来之后，是欧盟和日本包括美国的二十五倍。
全世界的石油企业都会去尽量维护自己的行业利益，这是一个公司的天性，这无可厚非。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国家到底是谁在制订这个标准，这是我们目前为止调查到的结论—澳大利亚：环保部;韩国：环境部;日本：日本环境省;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与能源部;加拿大：环境部;欧洲标准委员会。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墨西哥、加拿大，基本都是环境部在主导标准。即使是欧盟这样的欧洲标准委员会来定的时候，它会有行业协会的声音，但是也没有出现过由石化行业来主导标准制定的情况。
那为什么在我国，国家车用燃油质量标准是由石化行业主导的呢?一个国家的选择有它的历史原因。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石油处于极度紧缺状态，长安街上的公交车需要头顶一个煤气包行使，远未到考虑燃油环保指标的时候，环保部门也未成立，所以标准的制定，是由当时石油部下属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负责。
在中国，除了我们的油品标准低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在我出发之前远远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一半的油是完全失控，全球十大港口，现在有七个在中国。远洋货轮带来的污染之大，在靠近海岸线四百米的地方，它排放的污染相当于五十万辆大卡车。所以在深圳，百分之六十的二氧化硫是来自轮船的。
也许你既不生活在港口边上，也不生活在河的边上，也不生活在机场的边上，但是你一定遇到过这些车。这些是工程的施工车辆，有一次我在河北看到它们的时候，我以为前面失火了，绕到前面一看，是它在排放黑烟。我们跟环保部一起，环保部门的人就说“那这样，我们去查一下，看看吧”。他们就现成买了一个柴油壶，然后就进了最近的一家民营加油站，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么等我下去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证已经被老板夺走了。
老板：大气防治法?
柴静：“环保部门有这义务权力”。
老板：你有义务，你有义务，没这权力。
这老板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语，然后就拎着柴油壶就都散了。他说得太狠了，从煤到油一项一项下来，煤和油的消耗都这么大，我们的品质相对低劣，我们缺少清洁，我们还在排放的时候缺乏控制，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一直到这个老板，这句话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地道出了某种事物的本质。
一吨钢，如果把它所有的环保成本省下来，不去装的话，它能够省一百块钱，一吨煤能够省一百五十六块钱，一辆车如果不装环保设施的话能够大概省两万，油品少升级一次，能够省五百个亿。十年前，我问空气中是什么味道，我没有得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空气中是钱的味道。
借鉴经验，创造未来：英国美国是如何治理空气污染的?
城市给了我们个人的自由，也给了这个国家三十年来的繁荣，未来还会有三四亿人要进城，这个必然到来，不可避免。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不可思议的文明和财富，但是假如用投资拉动工业和拉动城市发展的模式不改变的话，结果会是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将在用光所有的资源之前，我们就用光所有的环境容量。
之前我很担心，北京还在扩张，它的汽车的量还在增加，它的污染能降低吗?但是这是洛杉矶，一个跟北京非常像的地方。它也是三面环山，空气扩散条件很不好，所以它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光化学污染烟雾事件。但是从1970年以来，洛杉矶的车辆还在上升，上升了这么多，三倍，但它们排放呢?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去趟洛杉矶在那里观察。
洛杉矶这种摊大饼的城市规划，被认为是典型的失败案例，它的公交系统也远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造成车辆毫无约束的发展。
一千七百多完人差不多一千三百多万辆车。都快人手一辆了，整个加州，一天之内，8.5亿的形成，所有的燃料加起来，都够来回月球一千六百趟。
根据加州空气资源部的估计，南加州空气中71%的致癌物质，都由柴油车产生，所以所有的柴油车都被要求安装DPF，这种颗粒过滤器，相当于给车戴上口罩，可以过滤掉99%的颗粒物。
为了治理污染，加州不得不制定最严格的新车机动车标准，环保部门有权力抽查任何新车，可从用户手中直接抽查十二万英里之内的在用车，一旦发现厂家违规，要从出厂当天开始，每一天罚两万五千美元。环保部门有权力要求车企，召回全部问题车辆。
中国是一个煤炭的消费量，占百份之七十的国家，在我们国家能源结构里面，我们怎么才能减掉煤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伦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们也得等这么久。但真的是这样吗?看看这儿，从他们开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们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伦敦是怎么做的。
伦敦大烟雾事件发生的时候，英国的能源结构中，将近百分之九十是煤炭，1953年，颗粒物的平均浓度，超过欧盟标准的十倍，他们控制污染的压力，比我国当前更大，英国人在1956年通过了《清洁空气法》。
John Murlis(英国伦敦前环保督察员)：每一个煤矿都在地上有洗煤的设施，在卖给用户之前，煤炭先要被洗干净，在开放式的壁炉里燃烧煤是违法的，这就是壁炉。(无烟区内)任何排放煤烟的设施，都是被严令禁止的。治污监察员可以检查店铺，检查是否在售买违法的燃料。
政府出钱，承担家庭壁炉改造百分之七十的费用，但惩罚同样严格，违反者可以处以一百英镑罚款，甚至坐牢。
烟雾事件发生后二十年中，石油替代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煤炭，天然气替代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煤炭，煤炭在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中，从百分之九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十，而重工业占GDP的比例也下降了百分之十。很多煤矿和燃煤的工厂关停，又一个伦敦的地标消失了。这里曾经有上百万人就业，现在你们(矿工)怎么挣钱生活呢?
E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一百多年前，我们英国有几百万矿工，现在只剩下几万人了，但我们的就业人数是历史最高的。当一个产业正在被淘汰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产业冉冉升起。
开放市场，才能有更清洁的天空
1960到1970，英国治污的前十年，经济并没有倒退，GDP反而增加了一倍。之后十年中，英国进入油气时代，他们的经济总量翻了四倍。英国是用更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尤其是天然气来替代了煤炭，他们才取得了蓝天和白云。那时候人均GDP跟中国是一样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不要去补贴那些已经要被时代淘汰掉的落后和污染还有亏损的产业，你要给新兴的产业，给它们公平竞争的机会。它们会带给你惊喜。伦敦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要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我们才能够得到更清洁的天空。
我们的天然气探明是多少呢?百分之二十二。那我们的石油探明率是多少呢?百分之三十八，而且每年开采量只占探明量的1/9。有大量的资源，我们知道在哪儿，但却没有去开采?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美国来说，它们有六千三百家天然气石油公司，我们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美国有一百六十家天然气管道公司，我们(主体管道)有几家呢?三家，其中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一家手里，中石油。
Edward Davey(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大臣)：我认为只有开放市场，才能分享智慧，寻求创新，才能得到世上最好的东西。
重返蔚蓝地图，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做这次演讲，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能源问题。这两年的腐败图，它是一个腐败高发的区域，能源局前局长刘铁男在接受庭审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想遏制高发的腐败，就要把本来应该属于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2014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能源国家安全战略，已经明确，能源是一种商品，我们要建构有效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而且要改变政府对于能源的监管方式。但是在等待一个国家，建立和完善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前，我们究竟能够做什么?
世界上再强大的政府，也没有办法独立治理好污染，它要依靠的就是每一个，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意志。只有信息公开，才是一切公众参与的基础。你可以猜猜看，今年之前有多少家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具备司法诉讼主体资格的?一家都没有，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有关组织才可以提起诉讼，至于谁是这个有关组织，没人知道。但是1月1日开始，新环保法已经规定了，只要你从事环境公益活动五年以上，没有违法记录，你就可以承担这个诉讼主体的资格，现在七百多家环保组织。
我们可以记住这几个数字，12369。如果你不打，它就永远只是一个数字。雾霾天一来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儿，或者未来在哪儿。
但是呢就在那个餐馆老板，把那个油烟(回收装置)装好的那一会儿，我突然觉得我好像脚落实地，这种感觉很难说清楚。你明明知道说它对于改善大气污染的作用，是非常微乎其微的。但就是因为一个人，知道了自己做的一点点事情，可以让事情本身变得更好，他心里面就能够踏实了。
所以回头来看，人类与污染之间的战争，历史就是这样创造的，就是千千万万个普通人，有一天他们会说不，我不满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退位，我要站出来做一点什么，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时，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孕育，正在出生，这些河流，天空、大地是应该属于他们的，我们没有权利只知消费不知可知，我们有责任向他们证明一个被能源照亮的世界，同时可以是洁净和美好的。在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保护好你自己，和你爱的人。
柴静演讲稿精选篇3:身边的人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她是三十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而离开北京。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的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的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那是她三十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跟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有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这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份饭菜端到他的面前说，你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之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作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三十四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儿，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来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睛。这个人十八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说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期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说这个人就算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你靠什么来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他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了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五百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给你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想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能够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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