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读书笔记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以记言为主。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 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尚书》读书笔记 ，欢迎大家参阅。
《尚书》读书笔记 篇一
自从两年前开始读《尚书》，我对此书的兴趣一直不减。有朋友问我，《尚书》不是很难读吗?你怎么看得津津有味?难道你全都能理解吗?我摇摇头，对他说，并非我古文很好，而因为难易是相对的，古人曾道“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尚书》文辞尽管古奥，但是如果你对照着注释，仔细思索，反复诵读，还是能够粗粗地读通一部分的。正如古人所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当然，不可能全部都理解。著名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在穷尽毕生精力研究《尚书》之后叹道：我只读懂了一半的《尚书》。
长期以来《尚书》被奉为儒家经典，人们着重于义理训诂。而一些史学家则将其当作史书看待，正如“六经皆史”的口号，虽不至于“六经注我”的程度，也成了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必备材料。
其中也有一些是不能直接用作史料的，古文经部分引用时要特别小心。不过今文经中的《周书》诸浩则珍贵无比，基本上可以当作信史征用。经过千百年无数人的考证，依然根基稳固，另外，它的可信程度在不断的出土青铜器佐证下，得到进一步确认。比如《利簋》就能证明《牧誓》“甲此文来源于文秘写作网朝”的记载是正确的。 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包括《费誓》《吕刑》《秦誓》等)记载了西周尤其是周初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了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华夏族千年一贯的民族心理(比如儒学等)几乎都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中找到回溯点。
许倬云先生曾说：“有关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远为贫乏。”(《西周史》前言)要了解西周时代，必须读《尚书》。甚至可以说，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必须读《尚书》。
《尚书》读书笔记 篇二
读完《尚书易解》颇觉其为一部治国之书，该书为记言之文，记载了君王治国的成功经验，也有失败之教训，透露出很强的儒家治国理念。书有《虞书》 四篇， 《商书》五篇， 《周书上》七篇， 《周书中》七篇，《周书下》五篇，共 28 篇。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述治国之方法;一类为誓词，即作战前告 军士之词。
治国思想
一、治国思想首先可从两个不同的对象来看，即官和民
官：
(一)首先是官吏的选拔
1，选官之标准以德为首。德有九， 《皋陶谟》记载“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官吏“须抑制刚克之臣， 推崇柔克之人” ，选官应以正直之臣为辅佐“其弼直，惟动丕应” 。如尧帝认为 共工巧于言而常邪僻，故虽有功而不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2，选官应知人，须广求贤才。 “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离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 (广天之下，至于海内众民，万国众贤，共liuxue86.com为帝臣，帝宜善举之) 《皋陶》。在《多士》中亦可看出广求贤才之义，君王以多方之士为用， “惟我 事不贰适，惟尔王家我适(惟以王家为敌，而不敌殷之多士)。 ”
3， 选官须知人，亦须善任。发挥人之长处，将其安排在最合适的职位，发挥最大的用处。如《尧典》中记载的尧任用官员即为如此。命禹治水，命益掌山 泽，命伯夷坐秩宗，命夔典乐。
(二)其次是官吏的考核。
官吏的任命须有考察期，看其是否能胜任。如舜对禹之考察为期三年，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尧典》同时官 。 吏之考核须赏罚分明。 “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观其志，考其事， 报其劳) 《皋陶》” 。“工以纳言，时而扬之，格则承之庸之，丕则威之(纳言，善则称扬之，正则进用之，丕则罚之) 《皋陶》 。
民：
(一)为政者的治国思想：顺民，保民为政者顺承天命以治民，应通晓天与民之关系，以顺民为根本理念， “达于 上下，敬哉有土” 《康诰》中亦阐述尚德保民。 “不敢侮寡
(二)治国目标：安民安民之具体要求即“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平安) ，四曰攸好德(遵 行美德)，五曰考终命(老而终其性命)《洪范》《皋陶谟》则阐述了安民之具 ” 。 体方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天叙有典之下，安民之道也。 “五典， 五惇，五服，五章，五刑，五用”
二、重视刑法，但须“刑以宽”
《尧典》中“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之罪人) ，鞭作官刑(官中之刑用鞭) ，扑作教刑(掌教之刑用扑) ，金作赎刑(赎罪用金) ，眚灾 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很明确的体现了法当用，刑须宽。 《皋陶谟》中安民之道则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即施用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但用刑须谨慎。
《吕刑》周穆王之初，滥用刑罚，乱而无功。及吕侯为相，告穆王制定刑律，采用中刑。 “告以当谋敬刑，折狱之方法，惩贪赏中之旨。 ”
《康诰》中说“克明德慎罚”武王尚德慎行而有天下。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即用法之原则 “原情定罪，真心保民，用刑之权集于王，尽心断狱，依法行刑” “破坏治安者 当刑之，不孝不友者当刑之，不循大法之官亦当杀之，大弃王命之诸侯亦当征 讨之” 。
《酒诰》 亦体现了法治思想， 殷人号酒， 周公戒之，故命康叔宣布戒酒之令， 并告以戒酒之法， “司暴掌宪市之禁令，禁其属游饮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则全 部逮捕送到周京，我将杀之。 ”
《梓材》为周公告康叔治殷之法，其中亦有法治， “肆往，奸宄，杀人，历人，宥;肆亦见厥君事、戕败人，宥”则是告以法当宽。
三、以德治国
《康诰》其文第四段即阐释以德化民。
“今惟民不静，未戾厥心，迪屡未同，爽惟天其罚亟，我其不怨，惟厥罪无在天，亦无在多，矧曰其尚显闻于天”(今民不安，其心未定，屡导之犹未和同，天其诛罚我，我其不敢怨之。罪不在天， 亦不在多，何况尚显闻于天。意谓不能怨天，当行德教)。 “敬哉，无作怨，勿用 非谋非彝弊时忱” (无作怨于民，不用不善之谋，不法之事，丕则敏德，于是敏 行德教也)
《召诰》第四段亦述勉王敬德恤民， “王敬作，不可不敬德”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肆惟王其疾敬德”皆强调德之重要。 四、勤政无逸 作为君王应勤于政事，不要贪图享乐。官吏也应该去除安逸之思想。 《无逸》篇最为集中的体现了该种思想。 “成王年壮，周公恐其安于逸乐，荒废政事，所 以告诫成王，劝其不可逸豫”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 则知小人之逸” 。
《酒诰》中也可看出勿逸豫之思想。这里可将酒看做逸豫之代名词，殷人嗜 酒为古之帝王作出了勤政之榜样， 《尧典》末写道“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舜勤众事而野死，深寓勤劳众事之意。
《皋陶谟》 “慎厥身，修永思”言不懈也。 “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岁”则是说有国者莫效逸游，当戒其危，日日变化甚多也。
《康诰》 “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言毋苟安而好逸乐，乃安民矣。
第二部分则为誓词， 《尚书》中誓词有《甘誓》 《汤誓》 《牧誓》 《费誓》《秦 誓》 。从此看出誓词的典型格式为首叙讨伐之理由，次叙作战之安排。尤以《甘 誓》 《汤誓》为代表。《甘誓》先陈述对方之罪行“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因对方之有罪，使战争变为正义之战，替天行道，鼓舞士气。接着即言战争之安排，如《牧誓》中对于战事之安排“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齐焉，勖哉夫子! ”
较为特别的为《秦誓》 ，该篇为秦穆公悔过之词，告于军中，悔己待士之失，而思能容人之善。
《尚书》读书笔记 篇三
《尚书》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献，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法，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制作的，应该分别看待。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只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星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结果完全不是。成帝便将张霸投入狱中，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财富的增加，文化大为开方。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良好的政治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着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给朝廷。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却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争议》;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用的便是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恵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找出来。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功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应该分别看待。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如此看来，《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