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

　　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俄罗斯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一部经典之作,作品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俄罗斯大地上的社会变迁,讲述了主人公日瓦戈在时代洪流中的坎坷人生。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欢迎大家参阅。

　　《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篇一

　　人的骨子里总有一种向往未来的精神，即使在狂热的年代，在颠簸的岁月里，它依然花满枝桠，尽管不在春天。我想，它应该叫“日瓦戈精神”，因为它所具有的坚强，执着正是日瓦戈---这位苏联医生最好的诠释。

　　公尤里·日瓦戈是出于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地医生，却将遵循医德，救死扶伤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战争面前，人的存在感很弱，生命就像草芥，在狂潮中沉浮。但在日瓦戈眼里，在渺小的生命也必须要维护，曾经上过战场的他，面对白军的冲锋，却一直瞄准一棵枯树射击，博爱之心不言而喻。

　　诚然，命运不会因生命的渺小而放弃指引它前行，但挫折与失败仍会不安分的掐丝，直至聚合与离散。日瓦戈的命运也亦如此。日瓦戈丧失双亲，寄居在舅舅好友家中，同托尼娅生活在一起。医学专业毕业有同托尼娅结婚，只惜此时祖国已处于巨变之时，沙皇俄国被推翻，苏维埃成立，谁能料想，随之而来的不是和平与希望，而是战乱与饥荒。日瓦戈一家被迫迁往西伯利亚瓦雷金诺，在那里他又被错误得抓去做奴隶，囚禁在游击队中。一年半以后他回到住处却发现家人已流亡国外，家也没有了。生活在动乱时期的他并没有因生活的窘困而放弃所有的期盼。书中有一个片段令我印象深刻：日瓦戈在逃到孤僻的瓦雷金诺的日子里，他每天坚持愉快地写作。即使他一无处可逃，但每望到远方茫茫的雪海，他就相信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这样，他为自己赢得了两段可贵的爱情，他反对政党的斗争，反对狂热的革命，谋求安稳的生活与永恒的和平。

　　《双城记》开篇有句话“那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那是一个最糟糕的年代。”糟糕在每个人有必须在夹缝中徘徊，挣扎，美好在善与爱总在那一瞬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芒。日瓦戈的一生虽然坎坷，迷茫，但百年之后重新擦拭那一颗心，它依然热忱与鲜活。日瓦戈精神经岁月的洗礼，依然不御铅华自生音。又想到另一位苏联作家笔下的保尔，在战争面前，保尔与日瓦戈一样，想战士一般秉持人性，肩负重任，为祖国的和平奋斗不息。

　　人是渺小的，但也是伟大的。有一种追寻未来的精神叫“日瓦戈精神”，有一种生命，即使脆弱，也会掷地有声。

　　《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篇二

　　笔者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根据主人公的大体活动线索，对书中情节做出了故事性概括，由于故事的时空跨度较大，简述将根据空间位置的转换分为三大部分。同时，笔者将对重要的几次对话和历史事件进行标注，在关键情节处基于原文进行阐释。

　　第一部分

　　(莫斯科——西伯利亚——莫斯科)

　　日瓦戈的父亲是西伯利亚富商，他们家族曾经非常富有，后来不幸破产。日瓦戈太太去世后，日瓦戈跟随他的舅舅尼古拉生活。

　　第一次对话发生在1903年夏季(笔者仅标记重要对话)，即舅舅尼古拉和作家伊万谈论历史、基督与信仰。作者通过对话体现尼古拉的思想基础，并用旁白埋下伏笔：“不久他将跻身于当代的作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之列……已钻出托尔斯泰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而且继续向前探索着……这观念会在运动中清楚地指出转变的道路。”

　　不远处的特快列车上，犹太少年戈尔东对世间一切是否有计划和目的提出质疑，富翁日瓦戈则在律师科马洛夫斯基的多次灌酒后，跳车自杀。

　　守寡的吉沙尔夫人带子女来到莫斯科，在律师科马洛夫斯基的帮助下谋生。科马洛夫斯基带拉拉参加舞会，并亲吻了她。

　　1905年俄国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是俄国革命达到高潮的标志之一。段长拒绝了安季波夫维修铁轨的请求。季韦尔辛在罢工委员会进行热切讨论，随后与虐待徒弟尤苏普卡的胡多列耶夫发生冲突。当晚，铁路工人全面罢工。几天后，沙皇不得已作出表面让步，签署了一项关于“赐予”政治自由和关于召开立法杜马的宣言。季韦尔辛的母亲和安季波夫的儿子帕沙参加了一次游行，游行随后遭到镇压。此时日瓦戈、冬妮娅与戈尔东正进行思想上的清修。

　　第二次对话发生，尼古拉与维沃洛奇诺夫谈论象征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尼古拉在日记中表达出这样的观点：象征主义是过时的，现在是人的世界。

　　科马洛夫斯基与拉拉发生了性关系，这位少女感到羞耻与困惑。不久，普雷斯尼亚工业区发生暴动，尼卡和帕沙参加了义勇军。该期间，帕沙与拉拉相互关注，产生暧昧的情愫。吉沙尔一家去旅店避难，吉沙尔夫人得知拉拉与科马洛夫斯基的事后自杀未果，而来探望她的戈尔东认出科马洛夫斯基是正是日瓦戈父亲的律师。

　　日瓦戈、戈尔东、冬妮娅即将毕业，其中日瓦戈修读医学，他和戈尔东的思想与性格深受舅舅尼古拉的影响，即历史是人类为应付死亡的挑战而创造出来的。

　　第三次对话发生在日瓦戈与冬妮娅的母亲安娜之间，日瓦戈谈到自己对复活、意识、死亡的理解，并真诚地告诉安娜：“在别人当中的你——才是你的灵魂，这就是你了。这就是你一生之中，你的意识所呼吸、所生活并享受过的一切——这就是你的灵魂，不朽的你，在别人眼中永生的你。” ，这里初步体现出日瓦戈的博爱精神，即重视个性价值和自由，尊重每一个性，爱别人，特别是不幸的人，这在后面的情节中也有体现，容后提及。在安娜的安排下，日瓦戈与冬妮娅订婚了。拉拉为了拜托科马洛夫斯基，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做家庭教师，期间她与帕沙渐生爱意。与此同时，冬妮娅与日瓦戈之间的情愫也在暗流涌动。当日瓦戈经过卡莫格街时，他注意到“有一面窗子透出了烛光……那根蜡烛的光看上去像是有意识地投向街外……等着某一个人”，他为此呢喃道“桌上点着一根蜡烛……” 。这是本书最关键的伏笔——他的一生已被“注定了无法避免的结局” 。

　　斯文季茨基家举办圣诞舞会，日瓦戈、冬妮娅和拉拉都来参加，席间拉拉枪杀科马洛夫斯基未果。在故事临近尾声处，帕沙谈及对拉拉的最初印象：“她那时还是个孩子，不过即使是在当年，你就已经能从她的脸上和眼神中见到那个时代的所有惶恐和不安。所有这个世纪的主题——所有的眼泪、侮辱和希望、累积的怨愤和骄傲都刻在她的面孔和行为上，与一种小女孩羞怯自持的优美相生相伴。她是这个时代的活控诉状。” 这与拉拉形象所包涵的隐喻形成了呼应(详见后文)。

　　不久，安娜去世，日瓦戈参加葬礼。他此时的心境与开篇参加母亲葬礼的心境恰成对比——经过科学与理性的熏陶，他的思想已趋于成熟，“他注意地倾听着每一个字眼，期望着这些字眼也像任何字眼一样有着清晰的意义。他对天地大能的尊崇是不含宗教意味的，他对天地的崇拜就是对祖先的崇拜。” 同时，他对于美也有了新的认识，即“艺术不断关注的有两点：它永远在为死亡默想，而且永远在创造生命。一切伟大的真正的艺术，是模仿并延续圣约翰启示的。”

　　拉拉与帕沙婚后，前往尤里亚金任教，两人有了女儿卡坚卡。帕沙怀疑拉拉并不爱他，决定参军;拉拉来到前线当护士，以寻找帕沙;日瓦戈在沙皇的医院任军医，他与冬妮娅有了儿子沙夏;当年的小徒弟尤苏普卡(加利乌林)升任为。

　　帕沙不幸失踪，加利乌林以为他已战死。戈尔东来看望日瓦戈，在谈话中，日瓦戈表达出对战争的“毫不容情地互相消灭的逻辑” 的难以接受——战争的残酷性与他为国而战的理想抱负首次发生了冲突。在急救站，作者将日瓦戈、戈尔东、拉拉、加利乌林聚拢在了一处，他们暂时还无法相认，但在不久的未来，历史和战争的洪流将裹挟着这些人，将他们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作者意味深长地写道：“其他的事也只有等待将来才知道，那就有待日后的一次聚会了”

　　第四次对话出现在日瓦戈制止士兵捉弄老犹太人之后，日瓦戈谈及“民族”这一概念。戈尔东随即指出，民族“已经不是普通的民族，而是奉了教、改了宗、灵魂变化了的民族” ，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迫使他们继续保持他们的民族，而且除了民族别无他物” 。同时，他激烈地发问道：“所有这些敏感的、仁慈的、富有人情味的人民，遭受着轻慢和鞭打，是为了什么?……为什么犹太民族的知识领袖总是无法超越他们那套容易体会的不满现实的感觉和讽刺性智慧呢?” 。日瓦戈与戈尔东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逐渐看清了战争的真实面目。

　　由于工作的关系，日瓦戈与拉拉常一起工作。比留奇的变兵建立起济布申诺共和国，但旋遭镇压。新委员金茨试图用谈话打动比留奇变兵，由于措辞不当被变兵枪杀。日瓦戈对拉拉表达投身革命、追求自由的意愿。不久，他们分别退役回家了。与日常生活的长久隔绝，使他在归途中最心旷神怡的就是正在一步步接近自己的家，他感到“这是真正的生活，有意义的经验，一切学问的实际目的，这是艺术标的之所在——回家”，本文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

　　日瓦戈回到莫斯科后，宴请旧日朋友们，并发表关于革命的演说，他指出前线与后方的区别是虚妄的，革命将波及苏俄民族中的每一个体，而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随后，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内战接踵而至，苏维埃政权建立。

　　十月革命之后，日瓦戈继续在医院留任，而不像其他同事因为供职不划算而找一个文明的理由辞职。他甚至不惜到离家很远的地方为伤寒病人治病，最终自己也患病倒下。在患病期间，他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并写道：“拥抱是欢悦的，醒来也是必须的。” 笔者留意到一件小事：“那条街上有个机关，政府可能在把从附近城区内一座被拆掉的房屋得来的木板供给它作燃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趁哨兵转身……小心地从木材堆底部拉出一块厚木板……他紧贴墙壁的阴影，安然将木板扛回家中。”在面对困难的现实生活和温饱不能满足的情况，日瓦戈不得不做出妥协性的行为。日瓦戈是这样的人：首先，他是一位正直高尚的知识分子，可以不顾自己的安危完成职责内的任务;其次，他也是在艰难中寻求生存的个体，面对人类生存需求的最低层次得不到保证的情况，知识分子的原则性也发生了轻微的撼动。

　　《日瓦戈医生》读书笔记篇三

　　日瓦戈染上斑疹伤寒，为了生存，日瓦戈举家向遥远的西伯利亚迁徙。在接下来的活动空间里，这种斗争与妥协的矛盾走向了更深的一个层次，因为此时的日瓦戈，已不仅是同自己的内心做着抗争了。旅途过程中，他曾经的那种熟悉的相对安定生活氛围，被一种全新的陌生感和疲于奔命所代替。即便像是这种令日瓦戈踏上生命新旅途的决定，他也一度表示反对，认为此事不会成型。而当一切接近完成的时候，他却不得不说“那么，好了，你们赢了” 。再次，即便是这样一个不太起眼的事件，我们也可以看出日瓦戈医生的抗争与最终不得不做出的妥协。他在此期间遇到了农村少年瓦夏，以及投身布尔什维克的帕沙——斯特列利尼科夫。

　　日瓦戈夫妇随后定居在瓦金雷诺。日瓦戈和桑杰维耶托夫谈论布尔什维克、米库利钦，他被安排住在米库利钦家。日瓦戈有了多余的时间，于是他开始写随笔，关于关于生活、艺术、普希金的随笔。他评价道：“在俄罗斯的全部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品质，不侈谈人类最终的目的或人类的解救这类高调。这并不是他们不曾想到这些事，事实上他们想得很多，不过，在他们看来，高谈这些事似乎是自夸、放肆。” 他引用了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诗行：

　　如今，家庭主妇是我的理想，

　　安静的生活，

　　和一大碗甘蓝菜，

　　是我最大的梦想。

　　此次，前文提及的“疏离‘宏大历史’的意向”在日瓦戈的作品中深刻地显现出来，他关注日常生活，慷慨地挥洒对日常生活习俗与诚实劳动之赞美。

　　日瓦戈在图书馆时，与拉拉重逢。他前去拜访拉拉，后者与他谈及帕沙的经历。日瓦戈陷入了与拉拉的爱情，他偏向爱情的心无时无刻不在与家庭的道德责任感做着斗争。但游击队员征用日瓦戈这一突发事件，打断了他自我抗争与自我妥协的挣扎，将他卷入了新一轮的多重矛盾中。

　　在游击队担任军医期间，日瓦戈冒着生命危险解救并放走了尚为少年的白军士兵谢廖沙，他的博爱精神再次被体现出来——下文对于拉拉无私的爱也传达了相似内容。同时，日瓦戈也在不断地同自己的意愿、队长利韦里的命令做着抗争，无数次濒临与现实妥协的边缘。

　　不良少年们与白军密谋，活捉利韦里，计划由于叛徒而败露。日瓦戈遇到了帕雷赫，他曾是比留奇变兵，枪杀了金茨。叛徒和违纪者们被枪决，尽管如此，游击队仍不断溃退。在失利阴霾的笼罩下，帕雷赫杀死妻儿，继而失踪。

　　日瓦戈设法逃离营地，回到了尤里亚金。他的意识这样描述拉拉：“俄罗斯，他的无可比拟的母亲，这是具有不朽光辉、历经灾难、作不可预卜之冒险的俄罗斯，是名扬四海、顽固、奢侈、疯狂、不负责、殉难的、可敬爱的俄罗斯。哦，活着是多么甜蜜啊!活着并乐于活着是多美好啊!哦，时时渴望感谢生命，感谢存在本身，感谢它们，就像一个存有感谢另一个存有。拉拉正是这样的人。” 这与帕沙对拉拉的最初印象遥相呼应——拉拉作为女主人公，在书中象征了多灾多难的俄罗斯女性，更是精神生活丰富、内涵复杂而深广的俄罗斯自身的隐喻。

　　在寻找家人的过程中，日瓦戈不慎染病，但由于拉拉的悉心照料，他的病逐渐康复。

　　在第五次对话里，日瓦戈与拉拉谈及冬妮娅、科马洛夫斯基、帕沙。对于个人幸福被毁的原因，拉拉解释道：“这不只是我们的故事这个样子，这已经变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共同命运。” 她认为个人幸福的崩溃应归咎于战争，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摧毁了她建立不久的小家庭，使家庭生活方式的基础毁于一旦。谎言开始降临到俄国土地上，而主要的灾难、未来罪恶的根源，是丧失了对个人见解所持有的价值的认同，大家都要按照那些陌生的、强加给所有人的概念去生活。

　　政权建设进入“第二阶段，重点全放在冒充的同情者、逢迎者的可疑活动上” ，为躲避局势，日瓦戈带着拉拉和卡坚卡躲进瓦雷金诺的旧宅中。在那里，日瓦戈短暂地享受了爱情与写作的快乐。

　　拉拉与西拉菲玛有过一段有关____的对话，她们探讨上帝和生活之间、上帝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认为革命所宣传的“有关领袖与人类的华美的宣传辞令有倒转历史的力量”，“个性和自由的教义” 才是应被推广的。

　　日瓦戈做出抉择，让拉拉随科马洛夫斯基出国避难，将深沉的爱恋葬入心底：“‘再会吧，再会吧。’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在期待雪橇出现的时刻的来到，他的话悄悄地送入午后的空气中。‘再会吧，我唯一的爱人，我的爱人永远失去了。’” 而冬妮娅一家也被驱逐出国 。

　　第六次对话出现在帕沙归家寻找拉拉时，他重新评定自己的一生，并谈及对革命、对拉拉的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铁面无私的红军军事指挥官的形象，旧俄时代的屈辱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狂暴的复仇心理，但由于他在一战期间曾被俘带往国外，他也成为了清洗对象。帕沙在对话中表现出一种因惊恐和悲伤而生发的发疯和狂怒，并在次日含冤自杀。作者将这种现象总结为“世纪病，时代的革命癫狂”。

　　1922年夏天新经济政策开始，作者直言：“这是苏联历史上最难于捉摸和最虚假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