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读后感
莫言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以个人化记忆的方式叙述了天堂县 官逼民反 的蒜薹事件,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另一种现实。这是建立在个人记忆基础之上的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生存现状的个人化书写,它颠覆了我们对于80年代中国农村的符号化记忆。学习啦小编为大家带来了天堂蒜薹之歌读后感，欢迎大家参阅。
天堂蒜薹之歌读后感篇一
首先值得赞扬和肯定的是这部小说是一部直视社会丑恶现象，揭露政府官员丑恶嘴脸的现实主义力作!
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 以有思想觉悟的农民对政府的无作为，横征暴敛而发生的打砸抢乡镇府的“天堂蒜薹事件”为主线，反映了当时(80年代后期)天堂县政府碌碌无为，贪污腐败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盲目无计划的形式主义作风，揭露了一些所谓的行政部门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的不切合实际的虚夸丑恶嘴脸，鞭挞了当时的执法部门的徇私枉法，毫无民主可言的粗暴执法的恶掠行径。另一条主线是以主人公高马与金菊为追求自由的恋爱而付出的孜孜不懈，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为主线，反映了当时广大的农村当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意识的贫穷落后，生活条件的艰苦卓绝，社会形态的畸形扭曲。小说反映的事件是真实的，矛盾是尖锐的，从而表现的作者是洞悉一切的，也是勇敢的。
我觉得小说的每一章的标题都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主人公的也是作者的理想意识。正所谓理想也许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不可能实现也就注定了小说的主人公的悲剧的下场。诚然小说是一出悲剧，就连犯了错误的官员的工作的调动(从犯错误的地方平调到另一个地方，难道这就是对人民的交代?)对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悲剧!在这里作者在呐喊，在为农民呐喊，虽然小说的文字是波澜不惊的，但在平静的叙述下面蕴藏的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这里作者在鞭策，在为当权者鞭策，不为人民谋幸福的政党是立不住的!我想敢发出这种声音的作家一定是一个有担当有胆识有社会责任感的好作家，从而又不仅仅是一个作家那么简单!
小说的思想是富有激情的，反应的社会问题是非常深刻的，揭露的社会现象是发人深省的。就是搁在现在也不失是一部很好的讽刺和鞭策某些当权者最现实的教材。也许这就是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所在，永远都会发光发热，发挥本身的作用!
最后还要说说作者高超的驾驭文章的能力。小说的每章节的开头都以一个双眼失明的老说书艺人的说唱点出文章的主题，这是点睛之笔。而整个故事又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相互交叉更替之中进行的，这就需要作者有强大的构思理念，清晰地叙事思路，显然作者很好的做到了。
之所以读莫先生的小说，就是基于先生语言的直率，理念的大胆，思想的现实，构思的巧妙。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天堂蒜薹之歌读后感篇二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与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上都是讲的一桩一千个字可以说清楚的民间的“非常”之事，可却都被硬生生地写成了一部长篇。刘先生特点是不厌其烦地“绕”，莫先生是天马行空般多角度多层次肆意挥洒。可这是有绝大的好处的，本来这种“趣事”不过是官僚有钱人甚至中产阶级们饭后的谈资罢了，博大伙开心一笑，事情也就过去了。可写成长篇份量就不一样了，千字文好比是长焦距的远景，洋洋数十万字的长篇就是近景特写定格了;千字文中只能有个故事梗概，再悲惨的事件也成了干巴巴几个文字;近景特写可全是血淋淋的控诉，用声、色、泥土、眼泪和黑血将整个痛苦的过程定格在读者面前，或许看了以后大家就再也轻松不起来。左拉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我控诉》，控诉的是法国参谋系统的偏见和对所谓“荣誉”盲目的维护，以致于不惜以一些“小人物”的政治、事业和肉体生命为代价。当然扯上左拉的文章是有些远了，但“我控诉”这个说法实在是颇适合于莫言先生的这部著作的，实际上它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控诉状。莫言先生在《新版后记》中介绍了此小说的写作动机：十九年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极具爆炸性的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创作着的家族小说，用了三十五天的时间，写出了这部义愤填膺的长篇小说。
小说中的主要事件是：数千农民因为切身利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自发地聚焦起来，包围了县政府，砸了办公设备，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小说的次要事件是：高马和金菊这两位年青人对“三家换亲”的这种包办婚姻做法的反抗。作者用艺术的手法将这两个事件有机地揉合在一起，进一步渲染了事件的悲剧色彩。前一个事件是农民与政府的对抗，显然属于弱者与强者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是血淋淋的。后一个事件其实是弱者与弱者之间的对话，但要知道在愚昧的社会里，弱者对弱者的摧残在许多时候是更无情、更具破坏力的。小说的主人公高马、金菊、四叔和四婶无一例外地成了这两个事件中的牺牲品。联系这两个事件的是“蒜薹”，它本来是农民的希望，是高马和金菊未来希望的寄托，是四叔四婶摆脱穷日子的希望，是高羊吃饱肚子养育孩子的希望。可这些希望没有能实现，在卖蒜薹的路上四叔被政府的汽车撞死了，但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让人痛心的是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导致老百姓的蒜薹卖不出去。劳累、饥饿、焦虑、煎熬、紧张、苦闷、痛苦、愤怒和仇恨的情绪在农民们心中集聚，最终演变成了“蒜薹事件”，悲剧不可避免!
在一个号称是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内，这样的事件是很发人深省的;当然政府的态度无疑是明确的：一系列处理意见和一系列的政府公告，似乎是要还民众一个公道。可逝者已矣，而那些在事件中应该承担责任的政府官员，在暂时被免职后不久又在异地官复原职了。这就像这些冠冕堂皇的政府公告一样，首先是让普通民众不明白它们到底说了些什么人话;等明白过来了发现其实它们什么也没有说，就像责任人的免职一样只是做个样子而已。一条生命就只有三千多元的赔偿，这是乡政府开出的价格;而那些卷入到“事件”中去的无辜之辈却一个也跑不掉，通通要捉拿归案。“政府”的人为了图吃饭的方便，把几个嫌疑犯铐在了树上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幕，平淡自然中让读者闻到“野蛮”的味道。“野蛮”是这部小说的特色，高羊的两次喝尿无疑为我们这个年代贴上了标签：这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
是的，这还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地方;一百多年以前左拉在法国所拥有的那种权利和民众的自觉关注，是当今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蛮荒之地以及民众的漠视和麻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色。这样的基本特色自然会产生弱者对弱者的绞杀，没有怜悯，缺乏最基本的同情心;当金菊的二哥揍高马时，与揍一条落水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之间有仇?有深仇大恨?关系到生存的问题?是的，由于高马的搅和，加重了二哥的负担;虽然实际上换亲的并不是他，但如果大哥没有结婚，那他的翻身之日又要等到何时?这就是作者要表达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落后、愚昧和野蛮共存。
是谁帮助中国社会完成了这样的蜕变，当然是那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用三个字可以概括那段历史：“饿”和“斗争”。饿是最令人记忆深刻的一剂猛药，它能让人忘记亲情、放下尊严回到蛮荒年代。我们之所以现在这付奴才相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饥饿有很大关系，在饥饿面前还侈谈什么民主自由权利，活下去变成了最重要的事;至少现在还活的很好，所以就应该感到满足!“斗争”，使人们突破了一切心理底线，为个人的任何形式的争权夺利找到了幌子。我们既然可以在任何情况下以阶级斗争的名义置人于死地，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任何斗争冠以阶级斗争的美名;习惯了以后，名义已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斗争。现在这个社会中，“斗争”少了，民众自然应该感激不尽，哪还有闲心它顾呢?作者在最后说：在新的世纪里，但愿再也没有这样的事件刺激着他写出这样的小说。我以为作者有些过分乐观了，没有这类事件的积累，要希望社会的进步恐怕是会失望的。
天堂蒜薹之歌读后感篇三
莫言是作家管谟业的笔名，平淡且不被大众熟识。其实，莫言写作风格大胆狂放，且很敢言很会言!他与中国99%的作家唱赞歌完全不同，今日终引发世界关注!
莫言这个老扁头，前两年还来过我们楚雄呢，逛彝人古镇、太阳历公园，不苟言笑，也没有什么架子，对民间的东西特感兴趣。记得我们楚雄诗人吴玉华曾作陪，并在博客里留下了一组照片。1988年，我在第1期《十月》杂志上读到了莫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可用“振聋发聩”来形容我当时的读后感。别看这部小说标题有“天堂”、“之歌”这样的颂词，其实都是作家的反意。如果单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是一部控诉政府、控诉政党的现实主义小说，有些阴险，有些反动，有些恶毒，一般人不敢写，编辑也不敢发，一些老同志可能不喜欢。因为小说中从警察到书记、的所有国家干部，这些应该正面突出的形象，都被作者以一种反讽的手法来调侃。而对那些所谓的“刁民”，作家却赋予了某种正义和智慧，并把他们表现到极致。莫言这种充满正义的反讽令我十分兴奋，让我看到了作家的胆识、机智和文学的力量。我反复阅读《天堂蒜薹之歌》，津津乐道把精彩的情节讲给文友和我周围的同事听，但他们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而是表露出惶恐、害怕，不愿谈及我感兴趣的这些东西。在与《金沙江文艺》主编芮增瑞老师谈起这篇小说时，我讲了很多感受，而他一言未发，并流露出对我创作倾向的担忧，这也是他后来不看好我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当年读莫言作品感到孤寂的原因。普显宏的BLOG
《天堂蒜薹之歌》是长篇小说，每一章的开头，都以瞎子张扣歌谣点睛，很有特色，我把他附在后面，读一读这些歌谣，你也可以大致看出点故事进展和眉目。但我第一遍读《天堂蒜薹之歌》时感觉是真实的报告文学，就去查山东到底有没有天堂县和苍天市，一查果然有。这篇有点像报告文学的作品，比当今的杂文还杂文，比小说还小说，写得恣意纵横，很是解气。小说里官民对立的现实，如今已成一种中国的社会状态。但莫言醉心于原始、丑陋的描写，我也并不赞同。如吃虱子、吃尿浸馒头，把屎写成黄生生的，感观性状极好;把撒尿的声音写成美妙的音乐，淌开来的尿迹是绝美的图案……